“比特币”比照黄金，实行数量上的固定上限设计。这一设定就决定了“比特币”不可能成为未来真正的数字货币。这里的“比特币”是指按照比特币的固定上限原则发行的虚拟数字货币，而非单指目前的比特币。

目前的比特币由于其共识破裂导致价值下跌，已经完全改变了其发行初衷。

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货币的这五大职能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最基本职能。货币首先是价值尺度，衡量商品有没有价值、有多少价值，然后才作为流通手段实现商品的价值。这一职能要求货币价值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而“比特币”采取固定上限的人为设定，罔顾经济社会生活对货币数量需求的变化，内在地导致了“比特币”的价值不可能稳定。随着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人类社会再也不可能回到经济生活相对平稳的农业社会，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必然会带来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与之对应，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流通的货币数量，也必然要被动地进行调整，否则货币价值不可能稳定。如果经济社会生活中流通的货币数量固定，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导致货币内在价值的巨大调整。我们如果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黄金退出货币历史舞台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货币数量、货币价值和经济社会生活变化三者，也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

“比特币”固定上限的设计，人为地制造了稀缺。

在吸引更多资源以“比特币”为交换标的进入以“比特币”为价值衡量的世界的同时，必然进一步推动“比特币”的通缩。“比特币”的数量上限设定为固定值，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又在持续爆发式增长，导致“比特币”的价值具有内在的通缩属性，即“比特币”会随着信仰（投机）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值钱，这又会进一步刺激越来越多的人用外部资源交换“比特币”。但交换之后获取的“比特币”并不是为了下一次的交易，而是贮藏起来，以期获得以后“比特币”的进一步升值。由于贮藏行为导致的“比特币”供需关系的改变，又内在地推动了“比特币”价值的增长。如此循环，直至流通领域再也没有“比特币”。

以黄金不易携带、黄金不能无限切割，而“比特币”交易全部网上进行不须携带、“比特币”可无限分割为依据，进而得出“比特币”可以充当未来数字货币的论断，并不能改变“比特币”内在价值不稳定的机理，也不能从逻辑上推出“比特币”会是未来货币或数字货币的结论。

货币要流通，其价格必须要保持大体的稳定，因此其流通数量必须与经济社会生活对货币数量需求相一致。货币的数字化是人类在货币领域面临的新生事务，数字化的货币是对传统纸币的单纯的数字化替代，还是需要对流转流通中每一枚数字货币进行全程追踪追溯，这将对未来货币理论和货币领域的实践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方式下，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功能是否还在，如果派生功能存在其功能发挥程度又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证实。试图以固定上限的方式让货币重回古典状态，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货币数量和其价值，是断不可能成功的。

尽管我们对中心化的中央银行不信任，对部分功能中心化的商业银行不信任，但在人类尚未完全搞清楚货币数量、货币价格、基础货币和派生货币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之前，仍然需要央行这个看得见的手对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的“无原则”调控。

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均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和政策手段，实施透明的中心化，也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手段，实施高效率的去中心化，但不可单纯地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为了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或为了中心化而中心化。

被誉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在其《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一书中曾提及秦朝灭亡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货币政策提供一些启发。

秦朝一统天下，一方面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使得社会上的生产和经济生活开始活跃，市场对货币流通数量的需求较以前大为增加。另一方面秦朝也从一个地区性政权扩大为一个全国性政权，这使得经济自由流通的范围较各国各自为政时的经济版图大得多，致使货币流通数量的需求远超七国争雄时期。秦始皇驾崩前一年推行了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实行“秦半两”。这一政策从长期来看，肯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由于当时社会仍处于铸币时代，铸币的生产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对货币数量需求增长的速度，于是就出现了人类货币史上并不常见的通缩现象，导致“物贱钱贵”。人们因惜“钱”减少交易甚至不再进行交易，导致经济生活迅速萎缩，生产和生活重返以个人和家庭为范围的最小经济生活单元状态。处于这个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人都受到了这一政策的伤害，继而导致了后续经济生活、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了秦朝的最终灭亡。